我当时作为厂长秘书兼广告总代理，出于企业形象宣传的需要，经常出入市内各大新闻媒体，与各大媒体的总编、主任、记者和编辑们接触频繁。
省《经联报》驻挹东记者站的站长是我父亲的故交。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利令智昏，撇开自己从事多年的记者业务，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潮汐当中一试身手。我到毛纺后不久，有一次就听他在酒席上用非常露骨的口吻向同桌的人说道：“这年头只要不贩卖人口、不贩卖枪支，贩卖什么都可以。”
一天晚上站长突然打来电话，约我上他家中去，电话里吞吞吐吐含糊其辞。我来到市委大院他的家中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想为正处在上升通道的魏少伦提供有偿新闻服务，费用具体再商量。并拿出了已经草拟好的两份新闻通稿给我看。当我看到他写的那些用形容词堆砌起来的，没有任何实料充填的空泛文字后，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。
后来，那名站长以记者站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，再也无暇顾及站里的工作。总社只得又派来一名副站长主持站里的业务工作。贸易公司不久就跨掉了。
没想到越来越爱慕虚荣的魏少伦却乐此不疲。不久后就疏通关节，把站长手下的一名叫粟向的记者弄到厂里挂职当了副厂长，并通过他在《经联报》上发表了一篇个人专访。
借助企业宣传的名义为个人作宣传，很容易让被宣传者步入歧途，我当时却没有加以劝阻。
魏少伦在丝绸厂干了不到两年，却已在偏远一隅的歧山县出了名。
歧山县轻纺局不知通过什么途径，打听到了魏少伦的下落。经请示县领导，委派县丝织厂的一名副厂长前来联系，一再要求魏少伦前去租赁那家企业，并催促他前期先去考察一番。魏少伦随即带上我和丝绸厂的殷总工，连夜安排两名司机轮换驱车，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歧山县城。当我们一行抵达后，歧山县的领导非常惊讶。一名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亲自赶到县委招待所接待我们，并对一旁的轻纺局长和厂方代表说：“你们看看人家的办事效率。”简单寒喧过后，轻纺局领导带领着我们来到丝织厂。
诺大的厂房内当时已空无一人。但主要的设备还较为齐全，殷总工拿着个小本子在不停地记录着。回到招待所后又与魏少伦商量了半天。
上午10点谈判正式开始，在招待所的一间接待室里，对方再次表达了租赁合作愿望。
“我过去在挹东丝绸厂当厂长期间，面料一般都销往下江一带，那里是全国纺织服装品集散地。我们在吴江，盛泽有两处经销网点，省内也有经销网络，产品销路不成问题。但歧山县城地处偏僻，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，按库存天数一个半月，产品发出到货款回笼30天计算，成品资金占用和销售费用预计高达80万元。
另外，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厂里的情况。主机有70台，其中宽幅44台，窄幅26台，辅机32台，设备选型基本配套，但只能生产涤软缎等大路产品，目前市场不是很畅销。要提高产品规格档次，要增加4台捻丝设备，一台整经机，加上备品备件投入，设备填平补齐和更新改造投入大约需要60万元。产值600万元，按一年周转三次计算，需要流动资金200万元。前期铺底资金最少需要300万。”魏少伦亮出底牌，殷总工在一旁不停地补充。
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副县长终于爽快地答应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，从银行借贷200万元作为先期投入。
从歧山回到厂里，魏少伦连夜召开党政联席会进行专题讨论。当他把考察情况和谈判标的介绍完毕，就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论。
“200万元！搞还是不搞？先把这个总盘子定下来。如果要搞，再商量下步该怎么搞。”分管行政的楚选柱有些沉不住气了，站起身来打断了别人的发言。
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租赁存在的风险。挹东丝绸厂条件那么优越，我们当初费了那么大的气力，才初步扭转了持续亏损局面。可200万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诱惑，讨论到快要天亮时，所有人的意见开始一边倒，一致赞成以毛纺厂的法人资格租赁歧山丝织厂。
不久，厂里就决定由楚选柱带队，成立了租赁专班正式进驻歧山丝织厂。
我们当时都戏谑地称魏少伦是“扶贫专业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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