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任们平时各司其职，很少在一起聚首，唯一的一次“联合出击”却非常富于戏剧性。
一次，一名中年女工因夫妻关系不和，离聚无常，后又与另一名男子搞到一堆，并且把肚子搞大了。对属于生活隐私的作风问题，主任们自然漠不关心，可一听说她的肚子搞大了，领导们却个个瞠目结舌，并再一次倾巢出动，和和气气地把那名女工接到会议室，5位领导围坐在四周，轮番上阵，先是循循善诱、耐心安抚；最后又直陈利害、阐明初衷，终于使她打消了超生的念头。事后我们戏谑地谓之曰“某女工舌战群儒。”
车间领导之所以对属于生产之外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此重视，是因为它也与安全、成本、产量、治保等工作一样，属于“一票否决”的范畴，关系到每个人的乌纱帽。
车间领导过得硬，下面的工段干部和基层的班组长们也不含糊。
这里的工段干部基本上是以矿为家，没日没夜地泡在采场，常年一身油，一身泥，和普通的矿工们几乎别无二致。他们凭籍着对企业的一腔炽热之爱，用最原始的本能来支撑自己超负荷的体力支出。平心而论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管理方法，当时车间、工段干部的主流，大部分是70年代初从各地农村招收来的工人和第一代矿工的后代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有幸被中途保送到“工农兵大学”深造，已算得上是佼佼者，管理上玩不出任何新鲜花样，但就是这样一群不善言辞，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木讷的群体，却时常让我感动，他们对企业的忠诚，不是挂在嘴边，而是用具体的行动来诠释。用管理学的术语来形容，就是“管理到现场”，不分白天，不分黑夜、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、从不间断。梅继承、占克敬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缩影。
跟他们朝夕相处，我时常受到感动，感动过后自然而然会产生一股写作的冲动，并身不由己地将这种冲动付诸笔端。
我的大作不断发表，引起了女宣传部长倪颖的关注，还主动邀请我去她的家里吃了几次饭，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倪颖是名牌大学本科生，在人才相对匮乏的矿山，自然属于俏销货。
一个小小的生产车间，能在各种大小报纸上连篇累牍成为报道的主体，我再次引起矿里的注意。到车间机关工作还不到半年，矿里又一纸调令让我去当秘书，接到调令后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不愿意离开车间，不愿意当秘书。”但经不住崔昌硕的再三劝导，还是第三次踏入了秘书的门槛。
我到矿办当秘书那一年，矿领导班子刚经过调整。
由于刚刚离任的前任矿长是党政一肩挑，他调走之后，一下子就空出两个位置来。矿长一职由半年前从录磊营调来东山当副矿长，西南矿业大学毕业，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鲁迪啸接任，党委书记由原来的副书记年更生接任。才30出头，在所有矿领导当中年纪最小的鲁迪啸，到东山还不到半年就被扶正，连他自己也很意外，常对人说：“没想到把我拿去受审判。”
我当秘书就是鲁迪啸极力举荐的。据说当时秘书的人选共有两人，年书记力挺的秘书人选是矿子弟学校的一名姓柳的语文教师，但鲁迪啸和其他几位矿领导都一致看好我，最终那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柳老师未能竞争过我，只得屈尊到倪颖手下当了一名理论干事。
鲁迪啸当矿长后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转供电，因为矿里一年的转供电金额就占据了亏损额的一半以上，如果转供电量控制不下来，扭亏只能是空谈。当时矿里还专门成立了工农用电分家办公室，花了很大气力去整治，结果收效微乎其微。
治理转供用电自然免不了要与当地村民打交道。有一次，鲁迪啸亲自带领一班人马去与当地农民交涉，被村民们围得里三层、外三层。他却毫无惧色，还掷地有声地对其中一名为首者怒斥道：“说得好，我给你一点。说得不好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。”
鲁迪啸和崔昌硕是我到东山铜矿工作后，亲眼看到的仅有的两名敢于与当地村民当面顶撞的领导干部。崔昌硕在我调到办公室后不久，就被提为生产副矿长。
鲁迪啸上任前后那段时间，挹东铜业正在全面开展“创建无泄漏厂矿”活动。录磊营和西山两大矿山都已通过了“创建”验收，接下来要验收的单位理所当然是排在第三的东山。矿里当时对这项工作也高度重视，各方面工作正紧锣密鼓地铺开。每次开调度会，基本上都是围绕创建内容来展开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会上布置的很多具体工作，却始终得不到落实。我当时负责起草调度会纪要，这一次调度会布置的工作，到了下一周开调度会时，大部分都没有着落。鲁迪啸实在没辙，只好在会上宣布：“今后开调度会，先由各部门负责人轮流汇报上周调度会安排工作落实情况。”
离矿办公楼不远的二线车队门口有处破损的管道，我刚调来东山时就在昼夜不停地漏水，像喷泉一样水花四溅，非常有碍观瞻。从创建动员会召开后的头几期会议开始，鲁迪啸在会上布置工作时就强调：“下周把二线车队门口的管道泄漏治理掉。”可是过了一周仍然没有任何动静，只得在下一次的调度会上老调重弹：“下周把二线车队门口的管道泄漏治理掉。”又过了一周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反复强调，下面的人却置若罔闻，眼瞅着公司检查验收组就要莅临，机动能源处处长还亲自跑来打了趟前站。火急火燎的鲁迪啸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最后不得不敲山震虎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分管设备的副矿长，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向他开炮。
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：东山的招待费一直居高不下，每年的支出额都在10万以上，为了控制招待费支出，矿里也是三令五申。我起草第一份招待费管理办法时，办公室的杜主任让我把前两年的底子拿出来作参考。看了从前的管理制度，觉得比较系统全面，责任、分摊指标都较为详尽，于是照猫画虎复制了一份，以“红头文”形式分发到各单位。没想到制度发下去后却形同虚设，第二年的招待费仍有增无减。
鲁迪啸当时本来就为转供电治理不力而迁怒于设备副矿长，治理泄漏不力更是让他心力交瘁、极度不满，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埋怨：“都是由他分管的事，还要我来操心。”
设备副矿长也是一名老牌大学生，十分爱面子。让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上司当众训斥，使他觉得很没面子，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，经常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长吁短叹。
请收藏魔.蝎.小.说.网 WWW.MOXIEXS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