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证明，我并不是那种意志坚强，定律很好的人，跟他们一样，也是一个俗不可耐，俗得不能再俗的家伙，“见到女人腿发软，见到好处手发软。”免疫力并不比别人强多少。
怪就怪市场经济这个鸟，你姗姗来迟，又来得太早，仿佛在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蠢蠢欲动，灵魂出窍。市场经济这个怪胎，让人性出现严重扭曲、变形，让人们的廉耻之心降至冰点，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心有余悸的我一再告诫自己，不能当官，不能当官，千万千万别去当官，再当官，你的小命就玩完。你已经在这条道上跌过一跤，如若再不长点记性，重新跨入仕途，将会输得很惨，很惨……
不当官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可做的，心里面更是一片茫然。
我已经进入而立之年，并有过一次失败的事业尝试，这个时候再不选准人生方向，今后也许将一事无成。
人在最困顿时，最希望得到的，自然是家人和朋友的指点，至少，他们能给我些许安慰。没有，丝毫也没有，他们不仅没有给我一丝安慰我，还一个劲地指责我，奚落我。
母亲当时就曾经当面取笑我：“从人上人一下跌落至树梢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当时非常恼怒：“妈，你儿子跌倒了，现在伤口还在流血，你不扶我一把也就算子，不要再往伤口处撒盐，好吗？”
何止是母亲，就连父亲当时也跑过来添油加醋。多次责怪我：“你当上公关部长，连一件毛呢子大衣也没弄上一件给我。”
这件事情还真不能提，因为我当初还真的为他准备过一件衣物——就是在丝绸厂时邹厂长特批多出来的那一件。厂长批给我的那件，尽管有批条，还是不敢过于造次，因为我清楚，那是所有副厂长都没有的待遇，所以从不敢当着大家的面穿出来，只偷偷在房间里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，才试着穿了两回。父亲的那件，几次准备将它送回去，可一想到拿着这么大一堆东西从厂门卫进出，心里还是有些胆怯，其实我当时拿任何东西从进出厂门，没有任何人敢阻拦，可毕竟还是有些做贼心虚。到毛纺后，我才敢把属于自己的那件上衣穿上身，而父亲的那一件，仍一直压在了箱底。后因公务繁忙，过年过节都很少回家，一拖就把这事给搁置了。没想到后来有一次方炎去我的房间，清理东西时从箱底翻出了那件存放多年的簇新上衣，愣是从我手中将那件款式高档的丝绸上衣抢了过去。眼瞅着为父亲备了多年的衣物鸡飞蛋打，我也只能忍气吞声，硬着头皮认了，可是偏偏父亲哪一壶不开提哪壶，我自然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把这些心里头的话全都说出来，只好改口道：“我又没当厂长，就算我当了厂长，也不能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罢？企业毕竟是国家的财产。”
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家庭的势利程度并不亚于社会，在一切都以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，利益的驱动力压倒一切，没有人会去真正同情一个弱者，没有一处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避风港。家，这个人们眼里看似最温馨的港湾，甚至有可能成为万恶不赦的最重要的危险源。
我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，希望能听到天籁之音，可耳畔响起的尽是些杂音。
我带着自己的困惑、家人的不解，长期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究竟应当何去何从，无从决断，人变得越来越颓废，一方面，拼命工作想忘掉烦恼；另一方面，性格又变得非常敏感、脆弱。
正是因为心中的那团疙瘩怎么也解不开，于是开始处处找机会发泄，甚至连领导们也变成了我的出气筒，他们想管我时我就想，老子尽管比你们年轻一大截，可以前管的人比你们还多，管的事比你们还杂，手中的权力不知比你们大多少倍，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，吃过的的盐巴比你们吃过的米饭还要多，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我凭什么听你们使唤？偏偏领导们最好面子，明明在我这里吃了一掴大巴掌，还要装出一副很醒事我，很能让我驯顺的样子，其实他们压根都不了解我，压根都管不了我。
我就像一名相声表演当中的逗哏，缺少了不行，可尽跟他们抬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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